说完嵇康父子，我们来看看山涛和王戎这两位积极投身司马政权的七贤的后半生。

山涛和司马家族有亲戚关系。山涛父亲山曜的姑姑山氏，嫁给了曹魏的粟邑令张某，生下女儿张春华。张春华嫁给了司马懿，为嫡系夫人，是司马师、司马昭的亲生母亲，晋朝建立后被尊为宣穆皇后。山涛算是张春华的表侄子，司马师和司马昭的远房表亲，司马炎的远方表叔。这层亲缘关系摆起来虽然有点绕，但对山涛来讲是不错的政治资源。司马师执政后，对山涛这个表亲很重视，举他为秀才，拜为郎中，后来升任尚书吏部郎。山涛于是倾心依附，为司马家族出谋划策。他要施展才华，必须要有强大的政治后盾，这是每个务实的知识分子必须承认的事实。因此，山涛的选择，我们可以旁观和漠视，却不能横加指责。

山涛在政治上“崭露头角”是在司马昭挑选世子问题上坚定地支持了司马炎。司马昭当了晋公后，一度想挑选司马攸为世子。山涛主张以司马炎为世子，当司马昭征询他意见时说：“废长立少，违礼不祥。国之安危，恒必由之。”司马昭最终挑选了司马炎为接班人。司马炎感激莫名，赶到山涛家当面拜谢。等司马炎代魏称帝后，山涛的好日子就来了。他历任侍中，迁吏部尚书、太子少傅、尚书左仆射等，进入了西晋初期的权力核心圈子。

山涛终于获得了施展才华的机会。知识分子为了获得一展拳脚的舞台，必须付出辛勤的努力，做出种种牺牲和妥协。很多知识分子不愿意这么做，山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终于获得了这样的舞台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负责晋朝的人事工作。他选用官吏，既秉承晋武帝司马炎的意旨，又亲自考核评价，时称“山公启事”。在漫长的人事工作中，山涛经手的那么多官员升迁降黜，几乎都做到了实事求是，考核没有偏离实际。《晋书》说，山涛负责人事期间提拔的官员中，只有陆亮一个人出了问题（受贿）。而当初坚持要提拔陆亮的是司马炎本人，山涛反对重用陆亮，最后司马炎不得不亲自下诏任命。山涛发现陆亮受贿了，立即将他撤职了。对于山涛的工作，可以用“任人唯贤”，“大公无私”来评价，他因此在朝中享有很高威望。

西晋朝野崇尚奢华，官僚贵族们一个赛一个地穷奢极欲。而山涛对自己约束甚严，身居高位还保持俭朴的生活，家里没有美女仆人，拿到的俸禄和获得的赏赐都接济亲朋好友。因为他掌管着官员的升迁，许多人向他行贿，山涛一概拒绝。鬲县县令袁毅是个大贪官，同时向公卿大臣大肆行贿，谋求赞誉和升迁。他向山涛行贿丝百斤。山涛不愿意和公卿大臣们格格不入，给人特立独行的感觉——这是他和嵇康不同的地方，就收下了贿赂，藏在阁上。后来，袁毅事情败露，遭到廷尉的审判。他送出去的贿赂，每一笔都遭到追索。山涛取下丝交给办案人员，上面有多年积存的尘埃，印封如初。凡此种种，山涛的行为实属不易，说明他始终坚持着心中的理想，没有向现实妥协，和黑暗政治同流合污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他延续了竹林七贤的风范。

山涛活了80多岁，多次以年老多病辞官，都没有得到批准，最后在司徒的位置上强辞，才被准许回家养老，最后死在家中。

王戎在西晋也做到了司徒的高官。和山涛不同，王戎的政治高位是通过明哲保身、阿谀求全得来的，对朝政也没有什么贡献，颇令人不齿。

王戎在政治高峰的时候，正是贾南风揽权、八王之乱的时期，对于贾南风废杀太子、赵王司马伦杀贾南风等事，王戎都保持了沉默。在八王之乱中，晋室面临空前危机，王戎位高爵显，身当国家重任，应该有所作为，却没有丝毫作为、没有一句意见，在各派力量中虚与委蛇，做“老好人”，得以官运亨通，位至司徒。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敛财上。王戎性格极其吝啬，做了高官后已经田园遍及天下，还天天拿着算盘昼夜算计财产，贪得无厌。侄子结婚，王戎只送了一件单衣。自己女儿出嫁，需要用钱，竟然要向王戎借款。王戎借给女儿数万铜板后，天天念叨，女儿回家省亲见状，赶紧把钱还上，王戎这才放松下来。家中的李树产的李子质量不错，王戎都拿出去卖了换钱，可又怕别人得了种子种出好李子来，在卖之前给李子钻孔把核挖出来再出手。如此算计的结果是王戎的区宅、僮牧、膏田、水碓无数，富贵一方，可他还每天和夫人在烛光下盘算蝇头小利。

如果说王戎身上还有什么当年竹林清谈的风范的话，那就是他还有真情实感。对金钱的变态爱好当然算不上积极的真情实感了。话说司马炎时期王戎、和峤同时遭遇大丧，和家准备了隆重的丧礼，和峤痛哭着迎接丧客。而王戎却不准备丧礼，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呆呆地坐在床上，也不答理丧客。司马炎对大臣刘仲雄说：“你去看过王、和二人吗？我听说和峤悲哀过度，让人担心啊！”刘仲雄说：“和峤虽然丧礼周到，但神气不损；王戎虽然没有礼节，但伤痛已经融入了他的骨髓。臣觉得，和峤是生孝，王戎是死孝；陛下不应担心和峤，倒是要担心王戎能否挺过来。”在这里，呆呆坐在床上的王戎，倒还有几分竹林七贤的味道。

三

嵇康被杀，透露出了朝廷对竹林七贤这类反权威言行的镇压态度，顿时天下知识分子战战兢兢。七贤中的其他人物尤其担心，不得不对朝廷权威有所退让。

竹林七贤灵魂之一的阮籍，出来当官比较早，却始终没能融入官场之中。钟会多次向他询问时事，想套出阮籍的破绽来，治他的罪。阮籍只有拼命喝酒，用酣醉来抗拒钟会恶毒的骚扰，没让敌人找到把柄。司马昭对阮籍还是相当客气的，曾经想让儿子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，两家结为儿女亲家。面对这么大的诱惑，阮籍的对策还是醉酒，酗酒大醉了60天，愣是让司马昭找不到提亲的机会，联姻一事不了了之。

阮籍和官场格格不入，又不能像之前那样远离官场回归竹林，其中的痛苦只能默默承受。好在阮籍颇能在官场中找乐子，留下两段潇洒的故事。一次，阮籍从容地对司马昭说：“我曾游东平，非常喜欢当地风土。”司马昭大喜，以为阮籍想去东平做点实事，当即任命他为东平相。阮籍骑着毛驴去上任了，做了两件事情：第一是把东平官府的围墙给拆了，让官吏和老百姓们能内外相望，不再相互隔断；第二是废除了东平繁复的法令，清简政令。十多天后，阮籍又骑着毛驴走了，不做东平相了。他听说步兵校尉官署中有佳酿，贮酒三百斛，又自荐担任步兵校尉。到任后，阮籍并不处理军务，终日在官署内饮酒宴会。

阮籍在政治上比较大的举动是司马炎在篡夺曹魏政权的时候，公卿大臣们推举阮籍来写劝进书，推举司马炎称帝。这是大是大非的站队问题，阮籍不答应不行。答应后，阮籍迟迟不愿意下手，继续用酒精麻醉自己。到了大臣们来取劝进书的时候，阮籍醉趴在案子上酣睡。被叫醒后，阮籍在案子上挥毫写成，没有改动就交了上去。全书言辞清壮，得到了好评。也许是司马炎对阮籍的劝进书很有好感，虽然不断有人攻击阮籍不拘礼教，卫道士们视阮籍为异类，司马炎每次都保护他，使得阮籍得以善终。

晚年的阮籍，说话越来越空虚玄远，坚决不臧否人物、不谈时事。他常常自己驾着车，任意游走，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大哭。在大哭中，阮籍才能释放内心的悲凉和痛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