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要作大胆的推断，我认为，按身份地位、学养、才情、器识、胸襟品格及所处时代作综合考虑，能符合此条件，担当起著成（或主持编定）《周易》之大任者，非“共和”时期（前八四一至前八二八）最高执政官之一的召穆公（姬）虎莫属。他是三朝元老，曾切谏“厉王弭谤”于前（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便是其名言），复佐“宣王中兴”于后；在国人暴动，“厉王奔彘（今山西霍县）”期间，他甘以亲子为代，保存了太子静（后即位为周宣王）的性命，才开创出周朝一度“中兴”的局面。他品格超群，才华卓越，关切民瘼，目光远大，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（曾率军平定淮夷，见《诗经·大雅·江汉》）、哲学家，同时又是有作品传世的诗人（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便是召公虎的名篇，“民亦劳止，汔可小康”便是其开篇的名句）。他言行、著作的思想倾向，与《周易》的内涵息息相通，而在“共和”时代，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，他有很大的创作自由度。因此，我认为，只有召穆公虎，才是最具资格、条件，成为最后著成（或主持编定）以韵文写就、具备百科全书体制、且充满崇高治国理念的《周易》之人。

（三）关于《周易》成书年代的证据

我推定《周易》著成于西周后期“共和”时代是有充分根据的：

第一，从内容看。《易经》提及的都是东周以前的事，而没有东周或东周以后的事；其中较多的是周初、早周甚至殷商的人、物、故事。例如高宗伐鬼方（《既济·九三》）、季历伐鬼方（《未济·九四》）、帝乙归妹（《泰·六五》、《归妹·六五》）、箕子之明夷（《明夷·六五》）、为依（殷）迁国（《益·六四》）、康侯用锡马蕃庶（《晋》），以及可能是王亥丧牛羊于易（《大壮·六五》、《旅·上九》）；另外，还有“利西南”（《蹇》、《解》、《坤》）之语、“大国”殷之称（《未济·九四》）等等。但是，《易经》里也同样载有并非周初，而是西周中、后期的重要史实及其他数据。较明显的例如：

.《升》卦的“南征”，以及《明夷》卦的“明夷，（夷）于南狩。得其大首”《明夷·九三》）、“（明夷，夷）于左腹；获明夷之心，于出门庭”（《明夷·六四》）等卦爻辞实暗藏着有关昭、穆王“南征”的史事。

据古史与金文记载，西周昭王、穆王、夷王、厉王、宣王时都曾大举“南征”（“南狩”也是南征）。而昭王更“南征而不复”，丧生于汉水之滨；由于死因扑朔迷离，长期成为疑案，以致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可以振振有词地用来作为征伐楚国的借口：“昭王南征而不复，寡人是问！”但当地人是知道真相的，所以楚使也能理直气壮、不卑不亢地回答：“昭王之不复，君其问诸水滨。”（见《左传·僖公四年》）那么，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？综合现存各项数据，经去伪存真的分析，我们可以给出合理的答案：

原来当年昭王率大军南征荆楚，在北返渡过汉水时，突逢灾变（似为强烈地震或特大飓风），天昏地暗，野兔奔窜，雉鸡惊飞狂鸣，浮桥坍塌，六师尽丧，昭王亦不幸掉落江中，为鳄鱼所噬，一命呜呼。为保面子，朝廷没有把真实情况告知天下，以致出现“遇大兕 [5] ”、“逢白雉”乃至类似传奇小说情节的因“胶舟”水解而溺毙等种种不同传闻。［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“昭王南巡狩不返，卒于江上。其卒不赴告，讳之也。”《古本竹书纪年》：“周昭王十六年，伐楚荆，涉汉，遇大兕。”“周昭王十九年，天大，雉兔皆震，丧六师于汉。”“周昭王末年，夜有五色光贯紫微，其年，王南巡不返。”（按，此似为“地光”之类的大地震或其他重大灾变前兆。）又《吕氏春秋·音初》：“周昭王亲将征荆，辛余靡长且多力，为王右。还反涉汉，梁败，王及祭公抎于汉中，辛余靡振王北济，又反振祭公。（“抎”，通“陨”，坠落。）屈原《天问》：“昭后成游，南土爰底，厥利维何？逢彼白雉。”（昭后，即周昭王。闻一多认为雉乃“兕”之误，见《楚辞校补》。）］

因此后来穆王南伐，途经江汉时，便通过大规模的狩猎行动为“父王”泄愤报复──捕杀一批鳄鱼，令其陈尸江面（《古本竹书纪年》：“周穆王七年，大起师，东至于九江，架鼋鼍以为梁。”鼍，即扬子鳄。其实是杀鳄浮尸，被讹传为“驾鼋鼍为梁”。梁，桥）；又弋射鸣雉，挖心以祭（古人迷信“鸟占”，认定当日的雉鸡飞鸣带来不祥之兆，遂迁怒于鸣雉）。这便是《明夷》卦所曲折反映的一段西周中期的重大史实。（按，“明夷”，即鸣雉，高亨先生已有此见；“大首”，指活跃于江汉流域的扬子鳄，头特大而身小，故称。其用代称而不用本名，那显然是为昭、穆王讳，为周室讳，故特意含混其词，隐约其事。）而《升》卦则记述了周王一次登祭岐山，为南征虔诚祈求福佑之事，整个过程夜以继日，隆重之至，若非准备亲征，断然不会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