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二年，太宗谓朝集使曰：“任土作贡，布在前典，当州所产，则充庭实。比闻都督、刺史邀射声名，厥土所赋，或嫌其不善，逾境外求，更相仿效，遂以成俗。极为劳扰，宜改此弊，不得更然。”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各地来朝廷进贡的使者说：“各地应根据自己的土地物产确定贡赋，以前已发布了典章制度，本州所产的就充当贡品。近来我听说有些都督、刺史追求声名，嫌本地的贡赋不好，就越境到外地寻求，各地相互仿效，竟然成为习俗，这样做会劳民伤财。应该改掉这种弊病，以后各地不得再这么做了。”
贞观中，林邑国贡白鹦鹉，性辩慧，尤善应答，屡有苦寒之言。太宗悯之，付其使，令还出于林薮。
贞观年间，林邑国向唐太宗进奉了白鹦鹉，这只鹦鹉非常聪明，能说很多人话，尤其善于应答，但它在应答之时，竟然经常流露出凄苦无助的言语来。唐太宗很怜悯它，把它交给使者，让使者将它放归于森林。
贞观十二年，疏勒、朱俱波、甘棠遣使贡方物，太宗谓群臣曰：“向使中国不安，日南、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？朕何德以堪之？睹此翻怀危惧。近代平一天下，拓定边方者，惟秦皇、汉武。始皇暴虐，至子而亡。汉武骄奢，国祚几绝。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，远夷率服，亿兆乂安，自谓不减二主也。然二主末途，皆不能自保，由是每自惧危亡，必不敢懈怠。惟藉公等直言正谏，以相匡弼。若惟扬美隐恶，共进谀言，则国之危亡，可立而待也。”
贞观十二年，西域的疏勒、朱俱波、甘棠国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特产。唐太宗对各位大臣说：“如果天下不安定，南方的日南、西域各国的朝贡使者怎么会源源不断进入京城呢？我何德何能而能得到这样的礼遇？近代以来，能够统一天下、拓宽疆域、安定边关的，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。但秦始皇残酷暴虐，到他儿子那一代就灭亡了。汉武帝骄傲奢侈，国运几乎被断送。我挥剑克群雄，远方异族纷纷臣服，天下太平，自认为功业不逊于这两位帝王。但是这两位帝王最后都穷途末路，不能保全自己。因此，我每天都害怕国家有危难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只希望各位大臣直言进谏，匡扶朝纲。如果只是一味地赞美功绩，隐瞒过失，满朝都是阿谀奉承的言辞，那么国家的危亡，就近在咫尺了。”
贞观十八年，太宗将伐高丽，其莫离支遣使贡白金。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：“莫离支虐杀其主，九夷所不容，陛下以之兴兵，将事吊伐，为辽东之人报主辱之耻。古者讨弑君之贼，不受其赂。昔宋督遗鲁君以郜鼎，桓公受之于大庙，臧哀伯谏曰：‘君人者将昭德塞违，今灭德立违，而置其赂器于大庙，百官象之，又何诛焉？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雒邑，义士犹或非之，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置诸大庙，其若之何？’夫《春秋》之书，百王取则，若受不臣之筐篚，纳弑逆之朝贡，不以为愆，将何致伐？臣谓莫离支所献自不合受。”太宗从之。
贞观十八年，唐太宗将要攻打高丽，高丽官员莫离支派使者向大唐进献白金。黄门侍郎褚遂良进谏说：“莫离支杀害了他的国君，为天下所不容，陛下出兵讨伐他，吊唁他们的亡君，是为辽东的百姓洗刷国君被杀的耻辱。古人讨伐杀害君主的罪人，是不会接受罪人的贿赂的。春秋时，宋国宋戴公的孙子送给鲁桓公郜国制造的鼎，鲁桓公接受了，把它放置在大庙里。鲁国大夫臧哀伯进谏说：‘国君应该弘扬道德，杜绝邪恶，可是大王却在助长邪恶，损害道德，把受贿的物品供奉在大庙之中，文武百官如果效仿，该以何种理由处死他们呢？周武王战胜了商朝，把商朝的九鼎迁移到属地，遭到伯夷等义士的责备，更何况把犯上作乱者贿赂的器物放置在大庙里，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？’《春秋》这本书，是历代国君取法的典籍，如果接受不义臣子的物品和杀君的叛臣的贡奉，却不惩罚他们，该以何种理由向他们兴师问罪呢？我认为莫离支进献的白金不可接受。”唐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。
贞观十九年，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盖苏文遣使献二美女，太宗谓其使曰：“朕悯此女离其父母兄弟于本国，若爱其色而伤其心，我不取也。”并却还之本国。
贞观十九年，高丽国王高藏和莫离支盖苏文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了两个美女，唐太宗对使者说：“我可怜这两个女子，她们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到本国，如果因为爱她们的美色而使她们伤心，那我不会接受。”于是把二人送还故土。
唐代，国势强盛，诸州的朝集使和各节度使都派遣使者入京纳贡，对此，唐太宗有比较清醒的认识，他说：“比闻都督、刺史邀射声名，厥土所赋，或嫌其不善，逾意外求，更相仿效，遂以成俗，极为劳扰。宜改此弊，不得更然。”对于高丽、疏勒、林邑等方外各国遣使贡物，也表示“朕何德以堪之！睹此翻怀危惧”。他还下令将美女遣返故土，将鹦鹉放归森林，要求在朝的王公大臣，对此类事也要“直言正谏，以相匡弼”。
贞观初，太宗从容谓侍臣曰：“周武平纣之乱，以有天下；秦皇因周之衰，遂吞六国。其得天下不殊，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？”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：“纣为无道，天下苦之，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。周室微，六国无罪，秦氏专任智力，蚕食诸侯。平定虽同，人情则异。”太宗曰：“不然，周既克殷，务弘仁义；秦既得志，专行诈力。非但取之有异，抑亦守之不同。祚之修短，意在兹乎！”
贞观初年，唐太宗在一次闲谈时，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，取得了天下；秦始皇乘周王室之衰微，就吞并了六国。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？”尚书右仆射萧瑀进言说：“商纣王无道，天下都因他受苦，所以八百诸侯，不约而同地会师。周室衰微，六国无罪，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，蚕食诸侯。虽然同是平定天下，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。”唐太宗说：“这样的说法不对，周灭商以后，一心推行仁义；秦得志以后，专门玩弄智诈暴力，它们不仅取天下有差别，而且守天下也不相同。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，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！”
